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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反对加重打压自然生态亲密接触野生动物的保护思路

媒体:原创  作者:陶思明
专业号:陶思明
2020/1/23 11:5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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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思明

近期,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牵动着很多人的心,疫情防控已上升到国家层面,启动联防联控机制。武汉市自2020年1月23日起,暂停运营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也暂时关闭,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武汉,而且正值新春佳节万家都想团聚时,可见防控力度之大,说明问题非同小可。而疫情的源头却很简单,由吃和亲密接触野生动物引起。1月22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有关人员表示“这个病毒的来源,现在大家都聚焦到一个市场里,这个市场里有野生动物交易,所以来源可能是野生动物及它们所污染的环境。一开始只是动物到人的传播,再就是病毒在做适应突变——对宿主的适应突变。到现在这个阶段,出现了人传人的现象,而且已经出现一些社区传播。”鉴此,1月21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发《关于加强野生动物市场监管积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突出野生动物饲养、繁育、运输、出售、购买各环节监督检查,加强检验检疫力度等。当此新情况、新形势之际,认真研读2020年1月21 日《人民日报》有关“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与时间赛跑”的报道,对其转述的一些为保护自然生态而加重打压甚至凌迟自然生态的思路或自相矛盾的观点深感忧虑,照此全面贯彻落实下去,必将是长江水生生物逆长江大保护而去的更大灾难。同时,不同于就地保护的这些做法,其工作模式更是非亲密接触野生动物不可,不免使人与类似目前正在进行的防控代价巨大的源于野生动物的疫情产生联想。

1、“就地、迁地、人工饲养与繁殖是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三大措施”说擢升“人工繁育、迁地保护”地位意味着“就地保护”地位的下降。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中推崇“人工繁育、迁地保护”由来已久,但多针对单一物种,也很少将其和根本性途径“就地保护”相提并论,一般叙述上都还有个前提,就像本报道中某位专家所说:“保护江豚自然栖息地、保护长江生态系统的健康,是保护长江江豚的最终目标,也是根本解决途径。”但如今在党中央决策长江要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各有关部门和地区几年来轰轰烈烈开展大量实际保护工作、显著降低人类活动影响水平、今后还要深入进行的大好保护形势下,居然把“迁地、人工饲养与繁殖”与“就地”并列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的三大措施”,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论述。以业内带风向人员长期来对“人工繁育、迁地保护”的特殊喜好,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弱化与经济利益有冲突、工作本来就不好做的就地保护。保护自然全然不见了自然,保护长江水生生物也全然不见了长江大保护,反之便是掣肘、抵消长江大保护及其效能,也搁置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保护将越发难见实效。

2、显著擢升“迁地、人工饲养与繁殖”的地位不符合自然保护价值追求。我们生存离不开自然、也很热爱自然而保护自然,保护自然就必须相信自然、维护自然性。自然是什么,就是自然而然,长江水生生物的“自然”就是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现状,长江水生生物离不开长江,长江也不能没有长江水生生物,他们是生命共同体,是真正的不废长江万古流的自然遗产。因此,保护长江水生生物必须是长江河流湖泊生态系统和水生生物的就地一体化保护,也即整体保护生态系统和生活其中的物种,这是自然保护的价值所在,是生态文明理念的核心意涵,是长江大保护的实体目标,也完全符合集全人类智慧与经验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精神,即:“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基本要求,是就地保护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维持和恢复物种在其自然环境中有生存力的群体。”但“迁地、人工饲养与繁殖”的表现形式是,令野生动物别自然生境而去、别野生而去、别生命共同体而去。人工化的过程也是野生动物丧失自然对策的过程,严重有违其天性,常叫苦连天、以死抗争,即是有存活下来或真正人工繁育成功的,并不代表野生种群得到保护,反倒因为不断捕捉加速破坏本已处于危难中的野生种群,也一并干扰、简化原生分布生态系统。于长江而言这种保护方式,无论是长江还是长江水生生物,都无从真正受益于保护。

3、“迁地、人工饲养与繁殖”两大措施对“长江水生生物”的全覆盖陡然加大了保护难度。长江水生生物不是一种两种,按本报道“分布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170多种为长江特有种”,珍稀濒危的也不是一种两种,差不多都存在不能以自然模式生存繁衍的问题。据澎湃新闻2020年1月15日报道,某位专家在相关研讨会上,提出要重点关注长江流域多年未见的鲥鱼、鯮鱼,以及停止自然繁殖的中华鲟、长江鲟、胭脂鱼和关键栖息地也受到严重威胁的圆口铜鱼、川陕哲罗蛙、大鲵等,这还没有包括众人皆知的白鱀豚、长江江豚、长江白鲟等物种,也仅是一人之见,已经点名这么多需要重点关注的物种,各方向各方面专家全生境链、食物网都点出的话,得有多少问题物种需要重点关注,他们的自然价值、保护价值都一样,我们并不能选择特别看重哪一个物种或者嫌弃、丢掉哪一个物种,就像扶贫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一样。先不说实施“迁地、人工饲养与繁殖”两大措施的科学性、可实践性如何,长江水生生物别长江而去、别野生而去、别自然繁衍而去的对与错、必要与否、可能的后果是什么,也不论是否掏空长江生态宝库令长江大保护没有了保护对象。这么多物种离开了自然长江和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大家庭,由人为力一种一种操控其饲养、繁育和地域分布,得需要多少人力资源和资金投入,现在劳动力那么贵,高技术人才也缺乏,搞得赢吗。再者,国家一方面不惜牺牲直接经济利益也不惧人财物投入,以管控减免人类活动威胁为中心进行着最为壮阔的长江河流湖泊生态系统和水生生物的就地整体性保护,一方面还要再花费人财物把长江活的灵魂水生生物一种一种迁出长江,不说合乎情理与否,中国根本就没有同质性很强的第二条长江而且空着生态空间,供大家按照各自爱好把第一条长江的物种一一迁入,神州大地即便其他水陆空间,也承受不了这么多非本地分布物种的突然迁入啊,保护岂不是进入怪圈、难上加难、永远无解了。

4、在可行性、重要性上将“迁地、人工饲养与繁育”与就地保护并列没有成功经验提供有说服力的支撑。长江水生生物的人工繁育、迁地保护不是现在才有,是伴随当代保护一路而来的历史产物,甚至许多物种的保护就是从人工繁育、迁地保护开始的,论时间有几十年了,涉及的也都是大家关注或人人喜爱因而具高度社会知名度的物种。可是,耗费那么多科学工作者和一线保护人员大半生甚至一两代人的青春年华和聪明才智、国家不菲的财力保障和宝贵的社会舆论支持,哪怕能解决一个物种的保护问题也算个回报啊,可惜谁能骄傲的说——我做到了!又有谁可以决绝的说,长江物种的保护和长江没有关系,长江万古流是白白流着,不用搞什么长江大保护,或者可以继续之前的做法,你开发(代表涉长江资源利用、开发建设、生产运行等)你的,我保护我的,咱各走各的道而互不影响、皆大欢喜?反之,如本报道所反映具有很大的不可靠性。如“2007—2008年,长江流域出现极端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天鹅洲水面冻结……保护区江豚全部被冰面割伤。原农业部紧急组织力量进行破冰和救护,但仍有5头死亡。”先不说“天鹅洲水面冻结”,江豚“有5头死亡”,与当时被学者形容为毁灭性打击的迁地江豚实际死亡数有多少倍的差距,长江江豚迁地保护区发生的这种情况,能同样出现在浩浩荡荡、奔腾不息的长江江豚现状自然分布区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有谁听说2008年冰雪灾害中,生境丰富的长江有江豚因江面结冰而直接闷死冰下或寻求自救撞冰致死致伤,如果那几十头江豚不被迁走继续生活在长江,就不会因为南方低温天气而死。还有,几十年来各有关单位以牺牲寥寥无几野生中华鲟亲体为代价,进行人工催生取卵、受精孵化,累计放流人工中华鲟700多万尾,如果可以的话,以百分之一计算,长江岂不早就成了中华鲟的天下,何以还要发愁“全国范围内人工保种群体10龄以上中华鲟子一代仅约3000尾,其中原种不足20尾。多数体格严重偏小,成熟比例不高,繁育利用的难度较大。”何以还要担忧”野生中华鲟已连续三年未监测到自然繁殖。”

5、长江江豚“极度濒危的状况没有改变、依然严峻”说不符合实际。自长江大保护以来,各有关部门和地方贯彻新发展理念,先后出台了那么多合理利用长江流域各种自然资源、保护恢复长江河流湖泊生态系统的专项或综合性规划、文件;预防减免新的生态破坏,长江深水航道建设中环评审批取消镇江和畅洲新开航道项目,上游水电开发中取消重庆小南海水电项目,明确赤水河不再进行新的水电开发,公众反对及其他因素使鄱阳湖大坝胎死腹中;开展中央环保督察和绿盾自然保护区专项监督检查行动,普遍推行河湖长制,积极开展河湖乱占、乱采、乱堆、乱建等专项清理整治行动,疏通人为阻隔水域还原自然连通,整治清退非法码头为长江留白增绿,搬迁工厂恢复近自然江岸,禁止在生态敏感区域开展采砂捕捞活动,治理水污染实现长江干流和主要支流水质优或良好;重庆、武汉等多个沿江城市开通欧亚货运专列减轻长江航运压力,四川等多地整治拆除自然保护区违建小水电恢复河流生态,江西以江豚重要栖息地为重点加强对捕捞、采砂、航运等人类活动的监管,湖南在长江岸线和洞庭湖区禁砂、治岸、净水、清理人工杨树林恢复自然湿地,江苏保护恢复最美长江岸线使南京江段也成为近50头江豚的幸福家园,安徽芜湖拆除清场十里江湾及上下游200多个非法码头、修造船厂、非法采砂点释放长江干流岸线近30公里、恢复江滩6000亩等,制约以长江江豚为代表的长江水生生物可持续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条件,已经和正在迎来前所未有的改善机遇,就是主管部门自己说的也是长江江豚保护成效明显,种群数量大幅下降的趋势得到遏制,怎么又变成“极度濒危的状况没有改变”。不说其他部门的工作了,难道主管部门自己实施的长江禁渔、渔政监管,也不起一点作用,那何必还要进行声势浩大的禁渔工作,或者禁渔和水生生物保护原本就是没有关系的两件事情,这听起来也有些匪夷所思啊。长江上的人类活动及其影响自古以来就有,只要人还存在也永远不会完结,纵使还有大量问题我们继续解决就是了,长江江豚既能一路披荆斩棘坚挺生活到现在,又自然而然地享受着长江大保护的阳光雨露,如果我们还是从前那样,老是不相信“长江明天会更好”,继续唱衰长江、唱衰长江江豚野生种群和物种未来,那长江到底要怎么保护,信心从何而来?这该不是为进一步提升“迁地、人工饲养与繁育”地位、把大量长江物种都纳入“人工繁育、迁地保护”体系做铺垫、找理由吧。

6、不看好上千头野生江豚而“振奋”于被动迁出长江的100多头属本末倒置令人惋惜。不说保护野生动物毫无疑问必须维系其野性,不论长江河流湖泊生态系统保护与否,也不论在迁地保护中有多少原本好好生活在长江中的江豚一命呜呼成为冤魂,迁地保护现在是有了一些进展,可真正有几头属于人工繁殖成活下来的,且可否放生自然还都是问题,怎么就那么值得“令人振奋”了。难道大本营千头以上数量级的野生种群,还比不上误入歧途百头数量级的所谓迁地保护人工种群更有希望、更令人鼓舞,这是什么道理。假设野外没有了这1000多头且受益于长江大保护正呈现欣欣向荣发展趋势的野生种群,今天的长江江豚会是什么情况,那些有关长江江豚稳定向好的报道,诸如“中国科学院最新科考数据表明,长江江豚种群约为1000头,其中鄱阳湖约有450头,连续十年稳定在这个数字,全国罕见”(中国江西网,2015.11.13,“罕见!15头江豚在镇江上演“逐浪戏水图””( 扬子晚报》,2016.11.19)、“世界野生动物保护日 南京市民拍到江豚在长江江面玩“飞跃””( 澎湃新闻 2017.5.21)、“10多头江豚欢跃出水大学生情系江豚组团观豚”(新华报业网,2018.1.20)、“铜陵再现野生江豚戏水数量多达近十头”(铜陵电视台,2018.3.1)、“数头江豚现身长江宜昌段追逐嬉戏”(中国新闻网,2018.4.8),岂不都成了假消息,我们是相信还是不信,更不免使人怀疑起长江大保护来,是要继续下去还是可以中断?

7、野生动物的“迁地、人工饲养与繁育”模糊了人与野生动物分际有可能加大感染疾病的几率。从事物本质和过往实践看,落实这两大保护举措,无论从自然生境捕捉析出野生动物,运输和异地安置野生动物,笼舍饲养、人工饲喂野生动物,干预其婚育生殖,或作其他形式的利用,甚至直到野化放生,都是人非常主动的与野生动物的亲密接触。特别是自打野生动物进入“人工饲养、迁地保护”体系后,便是长年累月、年复一年的亲密接触,停止一日都不行。而且野生动物被动离开原分布区生命共同体,多样性变单一性,没有了自然模式下的相互间平衡制约机制,又是在失去自由天性和自然生存对策的人工环境里,身陷囹圄的野生动物其心理、生理、习性会发生一系列变化,距离人的活动区域又近,都有可能增加自身生病和感染人疾病的几率。其时,非罪之身的野生动物,深陷疫病痛苦甚至失去宝贵生命的人,都是受害者,国家、社会、自然生态也都无从受益。所以,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中把“迁地、人工饲养与繁育”提升到同“就地保护”并列的高度,机制化、普遍化、常态化进行,不光是涉及自然生态、野生动物如何保护更符合自然规律使保护对象实质受益的问题,恐怕还要考虑怎样做也有利于国家公共卫生安全的情怀和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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